漠及

我和周京新初识是在三十年前，当时我在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师从刘汝醴先生读外国美术史的研究生，他刚好从学校的中国画专业毕业留校工作。那时候他因《水浒组画》在全国六届美展上获了银奖，名气很大，不时地有各地的崇拜者前来拜访，也有不少的名师和大家来看望他。在我的印象中那阵子的绘画界，尤其是国画界好象有串联的习惯，再小的画展也会远道而来的志同者前来切磋画艺，那种气氛和味道都要比现在纯粹和学术得多。不过，京新倒不是那种喜欢张扬的人，他甚至对这一不期而至的荣誉感到有点诚惶诚恐。当然，在他五年后再次以《扬州八怪》获得全国美展银奖时，原先的惶恐早已变成一份自信了。

想当年，周京新是靠着画《水浒》出了名的。现在20年过去了，他依然乐此不彼地画着《水浒》，这倒不是因为他迷恋于初次成功的喜悦而产生了一种“恋水”情结，而是他实实在在地喜欢着其中的各色人物并为许多故事情节所感动。其实，周京新早在少年时代就与《水浒》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在“文革”的后期，“《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的政治评价迅速地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水浒》批宋江”的群众运动，这本书作为批判对象被大量的印刷和发放。周京新在部队工作的父亲发到一套《水浒全传》，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香花”和“毒草”不辨地喜欢上了这部书。周京新对《水浒》可以说是如数家珍并时常会产生许多有趣的想法。他对文的武的都不行的宋江却能邪门地让一百多个好汉服气百思不解其道，而对宋江在梁山排座次时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让那些有文化的好汉的位置靠前排的做法又大加赞赏。作为画家的他来说，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在他将书中精彩的文字图化成生动的形象。人物成为笔墨的理想而又贴切的载体，而笔墨在这些人物身也找到了宽阔的实验空间。事实上，他笔下的《水浒》各路英雄，无论工写，个个形神兼备，诙谐幽默，意趣横生，再加上他打油诗式的题画诗更是使作品趣味无穷。

周京新算是画家中为数不多的喜欢动笔写文章的人，还有过出一本集子的打算。当然，画画的人不喜欢写文章是可以原谅的，因为绘画过程中所得到的快乐肯定要比写文章的快乐大得多，更何况写文章本身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也许作家会不同意这种观点，但在绘画界这却是一个共识。周京新写东西，往往是有感而发，一般都短小精悍，很有点春秋笔法的味道。所谈的内容也都是些在绘画过程中产生的想法和积累的经验，从不人云亦云，作一些空泛的议论，画画的人看了一定会有所启示和收获。他的言谈也是一样，嬉笑之间闪烁着智慧的火花，当然损起人来也是不用打草稿的，你稍不留神，就会让他占了便宜。他曾为我的一本文集写过一篇序，文章是写得不错，但他逢人便讲那本书里就序言还能看看，其他的都不行。不过，京新的长相倒没有让他沾什么光，他虽生得浓眉大眼，脸形方正，但那一头近似光头的板寸和三大五粗的身腰使他经常会在车站码头受到警察盘问。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他在上海南京路逛街时，每到一家店铺，店里负责治安的老头老太就会举起小红旗用浓浓的吴语嚷道：大家皮夹子当心。这个笑话在朋友当中流传了很久。

在南艺的教师当中，周京新是有名的大头，同事和朋友们都这么叫他，甚至有的学生背地里也这么叫他。音乐系有一位自恃头大的老师不服气，前来和他比试，结果是败下阵来。周京新大头的绰号是缘起于一段有趣经历，当时他还是国画专业三年级的学生，老师带着他们一班人外出考察。到了山西的双林寺，那是一家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在寺庙里有一块地方是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因为里面挺好看的，老师和同学都钻过去了，但京新的身子是过去了，因为头大怎么也过不去，后来这件事一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笑料。对此，京新自嘲道：我这个人天生守规矩，人家不让进的地方，我就不进去。对自己的头大周京新还真有点沾沾自喜，后来干脆刻了一方“大头”的闲章，在他的许多画作上到处显摆。有时候画家的闲章倒更能看出他的趣味和心境来。周京新治印一般都是突发奇想，信手得来。章的内容也都平实、通俗，但一旦它们与作品的内容结合在一起，常常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他的闲章“一身汗”就是在南京炎热的夏天里赤膊画画时即兴得来的。像这样的闲章钤在《武松打店》、《鸿门宴》、《倒拔杨柳》等题材的作品上不仅能增添画面的趣味，同时也能深化作品的主题。周京新还有一方“乱弹琴”的闲章，这方章是在广陵派的古琴大师成功亮先生为他买了一架古琴后刻的。其实，京新并不会弹琴，只是喜欢，所以他的那架古琴竖挂的时间要比横放的时间多得多。当然，他在兴致好的时候也会在琴上猛地操练一把，但都是毫无章法的乱弹琴，不过京新倒是真的乐在其中。对此他有他的一套理论：陶渊明不会弹琴，但在琴史上却是一个公认的大家。他弹的是无弦琴，一种无声的旋律；自己投入，听者也就能沉醉于其中，于是也就有了他的那句传世的名言“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音。”由此可见，画家的思绪和心境是多么的野逸和浪漫。不过工作和生活中的周京新倒是一个非常的循规蹈矩的人。他甚至对自己专业发展“路线图”的设计都是那么的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不具备那些画大写意的人通常所具有的那种豪气和肆意，在做人和行事方面似乎也看不出他在画中表现出的那种大胆和挥洒，“画如其人”在他的身上似乎成为一个特有的例外。当然，在他的那些近期的实验性的写意水墨中，那些满纸墨飞水浸的笔触和立体变异的造型其实是在寻求一种更高的规则和秩序。在这一层次上，这与他内在的精神品质又是非常吻合的。对此，他还经常流露出一种“曲高和寡”的感慨。

说到周京新，他对父母亲的孝敬是不能不提的。在南艺他是有名的大孝子，朋友间常开玩笑说：现在是不让立牌坊了，否则这个“孝字坊”一定得给周京新立。周京新的父亲常年生病，卧床不起，而老人又特别喜欢他的细心妥帖的照料。十几年来他风里来，雨里去，在医院，父母家和自己的家之间画的线要比他在宣纸上画的线多得多。要说心里一点怨言也没有恐怕不太真实，但他的确是坚持了十几年认认真真把这件事做得无可挑剔。这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品质。

周京新做事执着和认真是大家公认的。到过他画室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干净整洁，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得井井有条，这种状态不仅是在画完画后，在作画的过程中也是这样。其实，这是他的一种工作习惯，也是他的创作原则。在他看来过程的讲究也是达到作品的讲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正如他经常强调的那样，作品的完美是要依靠局部的精致来实现的，那种不拘细节而豪气满纸的作品在他的眼里往往是空得了一副皮相，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类作品在当今的国画界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还常常受到批评家如潮的好评。也许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种态势，如今的国画成了一种群众运动，而它应有的学术性却被“画家们”和“批评家们”严重地忽视了。京新现在所做的那种水墨实验，于他个人来说是在寻求一种新的水墨语言来实现他的审美期待，但对整个国画创作而言是在为重塑其学术性做着一种的探索，而这种寻求和探索往往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很可能落得个名利俱失的结局。事实上，他坚持了十多年的这种实验已经使他失去了许多原先他可以把握的商机，也正因为此，他的努力才显得格外的可贵和纯粹，也更具有学术的意义。